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就是期盼国家昌盛、人民安宁，并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我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刨根问底，探究事物的本质。

从小，我对世界充满好奇，例如花朵为何色彩斑斓，这个问题曾让我深思。通过阅读、提问和思考，我逐渐明白，探究“为什么”至关重要，绝不能放过任何疑问。

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他离世时，我的父亲年仅10岁。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后来又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我出生于1924年，在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长大。我的教育背景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先后就读于萨坡赛小学、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并在震旦大学医学院深造，毕业后进入广慈医院工作。

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影响。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暗含“仁义礼智信”，我作为老二，名字是振义。祖父将大量财产捐献给“万国董事会”，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并资助上海医疗队支援武昌起义的战地救护工作。我的父母也乐善好施，认为奢侈是浪费。他们常常提醒我们：“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身处困境的人？”

父亲毕生心愿是培养好家中的八个孩子，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为国效力。我的兄弟们大多从事理工领域，例如五弟王振信，被誉为“上海地铁之父”，为上海地铁的规划建设做出了贡献。每周的家庭晚餐，父亲都会考查我们的功课，根据成绩给予表扬或惩罚。我是唯一从未被体罚过的孩子。

我自幼便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中学时期，我专注于学业，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

我的生活轨迹，从家庭到学校，再到医院，似乎都围绕着卢湾区这一小片区域。法语是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的语言。日本侵略者到来后，学校抵制学习日语。那时，我每天阅读《申报》，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的暴行，心中充满愤怒。

父亲为人严肃寡言，对子女管教严厉，生活简朴，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中学时期的战乱和日军的残暴，让生活异常艰难。那时的我，甚至有些悲观。离开法租界，经过日军的检查站，搜身是常事。震旦大学有许多法国教师，他们本身也是天主教徒，却放弃优渥生活来到贫困的中国办学，这令我深感敬佩。我与六位志同道合的中学同学组成学习小组，一起练习英语演讲，分享阅读心得和新知识。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帮助他人，立志成为一个无私奉公的好人。这六位同学对我意义非凡，我的微信名“Seven John（7个约翰）”便是对他们的纪念。他们虽然已离世，但精神仍长存于我的微信之上。

我与奶奶感情深厚，她的伤寒离世让我悲痛不已。当时我不理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这促使我立志学医。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人从事医学。我学习法语，因此选择在法语教学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就读。进入医学院后，我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专业方向，最终选择内科，因为我认为自己动手能力稍弱，但思维能力尚可。

医学院的学业繁重，但我深受老师喜爱。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我班上只挑选了两名学生重点培养，我是其中之一。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单独辅导我，病理学老师甚至主动加班，教我如何阅片。我最终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20岁那年，我与同学谢竞雄相恋。巧合的是，我们家都住在高安路，我便以保护女生安全为由，每天接送她上下学，并因此相爱一生。她是儿科医生，我一直称呼她“谢医生”，她也称呼我“王医生”。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失望。我的三弟振礼因拍摄学生运动场景被捕，我为此四处奔走。振礼是我们兄弟中最聪明的，他只是热爱摄影。我的大哥振仁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地下党员，我们全家都是通过他初步了解共产党的。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就连我的母亲也成为里弄干部，她曾拿着喇叭向居民宣传安全注意事项。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充满变革，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1957年，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华，有人感叹：“天主教想要实现的，现在你们中国做到了！”上海从混乱中焕然一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致力于攻克疑难杂症，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后来还担任过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当然，我个人和国家一样，也经历过困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逐渐认识了自己。我曾以为自己将永远无法重拾医生职业，那样的活着还有何意义？但我只会做医生，只想救治病人。即使沦为赤脚医生，我也愿意在农村为人民服务。

回顾一生，我主要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当时，为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士们在太湖练兵时，意外感染了血吸虫，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我前往治疗，疗效显著，并因此荣立三等功。

第二件事是参加抗美援朝，我在东北中朝边境为志愿军治病。当时，一群战士出现咳血、头痛等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伴脑膜炎，治疗效果不佳。通过仔细问诊，我发现许多战士曾捕食未煮熟的小鱼小虾。结合医学文献和显微镜观察，我确诊为肺吸虫病，并对症下药，使病情得到控制。部队因此授予我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这种白血病极其凶险，死亡率极高，曾是血液科医生的一大难题。我深入研究，尝试多种方法，最终发现全反式维甲酸有效。我的妻子谢医生在儿童医院时，曾向我推荐一名危重患儿，我用该药物成功治愈了孩子。该药物价格低廉，服用方便，能将95%的患者症状缓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结合三氧化二砷，形成了“上海方案”，成为国际通用的标准疗法。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凯特林奖，被誉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我的相关论文是全球百年引证率最高的论文之一。这并非我一人之功，而是团队协作的成果。我放弃申请专利，是为了让更多患者能负担得起并及时获得救治。

第四件事是“开卷考试”，我为年轻医生提供指导。80岁后，我不再临床一线工作，但我坚持每周与血液科年轻医生进行疑难病例讨论。他们出题，我查阅文献，反复斟酌。我能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相关论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这项“考试”持续了20多年，为年轻医生提供了文献泛读和资料精选，充当了他们的“拐杖”。记录这些讨论的《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三册。

“开卷考试”有三大益处：解决病人问题，教会年轻医生文献检索和分析能力，以及保持自身大脑的活跃。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深切感谢改革开放，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解放了思想，创造了条件，才有了后来的重要成果。

我培养了许多优秀弟子，其中有三位成为院士。但我认为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培养。陈竺、陈赛娟和陈国强都是自身优秀，赶上了时代的机遇。

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当处于顶峰时，应适时退居幕后，将舞台交给更优秀的后继者。我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很快交给陈竺，因为他能做得比我更好。

我在上海生活了百年，但没有自己的住房，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用的。

今年我已102岁，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并于2024年授予我“共和国勋章”。我最思念的是谢医生，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未能见证我的荣誉，但她一直陪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媒体称我为“中国药神”，我不敢当。而且，“上海方案”是集体的智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的一种，仍有许多不治之症，这让我深感焦虑，只能寄望于年轻一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