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97岁高龄，并已入党74载。回首过往，我一生坚守着19岁时便铭刻于心的信念：我的生命理应为人民服务。

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中学毕业后，我遵从父母的意愿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学预科。彼时正值解放战争，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积极参与街头游行，并组织了民歌社，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我与同学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并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空气、年轻热血与理想的新天地。南下抵达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自幼学习钢琴，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面对许多队员在节奏处理上的困难，我耐心指导，大家因此推举我担任指挥，我的指挥生涯也由此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悄然开启。

文工团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这为我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慰问采风。在深山之中，我聆听了当地群众朴实而真诚的歌声，感受到其旺盛的生命力。那一刻，我真切地认识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

19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来自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这一准则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中，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指南。

随后，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之后，我更是被公派至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我如饥似渴地钻研专业，反复研读乐谱，跑遍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观摩排练和演出，全力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的一切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同时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我采取了一种“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每场歌剧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誉为“郑小瑛模式”，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喜爱。我坚信，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

此外，我还积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投入巨大精力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语言至关重要。虽然有“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说法，但我并不认同。我毕生的追求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时常思考，哪怕“和者”一天只增加一人，我也感到欣慰。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文化更加健康、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地发展。

多年来，我常被誉为“硬核奶奶”，因为我已年过九旬却仍坚守在指挥一线。对我而言，这不过是认准了该做的事，便倾尽全力去做罢了。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曾三次罹患癌症。面对他人的询问，我总是说：“害怕能解决问题吗？”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若实在无法避免，便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以减少遗憾。我很庆幸，我都挺过来了。

前不久，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周围的人常问我是否感到疲惫。一天的7小时课程，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够将这份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中的统帅，不仅需要专业的技巧，还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组织能力，更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我正与生命和时间赛跑，希望多做一点是一点。自19岁投身革命以来，“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始终认为，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中有音乐，便永远充满活力。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别无他愿，唯独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我就会继续努力！